乌恩奇与达斡尔情报组(上)

发布者:Jiangzhe 来源:呼伦贝尔新闻 浏览: 发布时间:2020-11-02 23:22:52
乌恩奇
情报组组长柰勒尔图
苏和巴特尔
郭文通

 

刚刚送走的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们马上又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过战斗的洗礼,以坚忍不拔的意志造就了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每思于此,我不禁缅怀我们的前辈,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成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内蒙古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前赴后继,英勇抗战,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在那个年代,雄伟神奇的呼伦贝尔大地上活跃着一支“达斡尔情报组”,他们正是中华民族千千万万抗日英雄中的一部分。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政府在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托海镇选了一处上好的位置,修建了“抗日殉难志士纪念碑”,英雄得以魂归故乡。

2009年7月11日,由姚宇担当导演,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完成了3集纪录片《马背谍影》的拍摄工作,并在CCTV-1等频道连续多次以《马背谍影》《达斡尔情报组》《隐蔽战线》为题目播出,达斡尔情报组的事迹第一次完整地展示给了全国观众。

2015年,坐落在北京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专设版块,展示达斡尔情报组的人物与事迹,引发了观众对达斡尔这个民族,对这个英雄群体的关注。

由此,这个以达斡尔族为主体的共产国际呼伦贝尔秘密情报组的真实事迹,如同一幅史诗画卷般徐徐展开——

发黄的笔记本

200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乌恩奇正护理着久卧病床的妈妈,无意间在整理她的物品时,看到了一个发黄纸质的笔记本。在不经意地翻阅中,他发现笔记的字里行间,记录着许多关于妈妈家族亲属从事共产国际抗日和情报活动的事情。看了许久,他小心翼翼地把妈妈的笔记本保管起来。

乌恩奇,蒙古族,对党和国家无比忠诚,对民族历史文化也非常热爱。笔记本的发现,引发了他巨大的疑问:这些人和故事是否真实存在,他们的故事是否如笔记中记载的那样传奇?

以后,每次回到海拉尔,他都会按照妈妈笔记本中记录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踏查踩点、调研取证,有机会就寻找一些亲属和老人了解情况,聆听他们讲述达斡尔情报组的故事,并对故事挖掘整理,并收集文献、探寻研究,写出了长达近十万字的采访文稿。

几年间,随着调查的深入,乌恩奇走访的范围不仅仅局限在呼伦贝尔,足迹更遍布内蒙古东部盟市乃至呼和浩特,调查范围几乎涉及达斡尔情报组的每一个关键人物和当事人的亲属、子女、朋友。为保证资料的准确性,他还曾多次远涉蒙古国和俄罗斯收集档案资料。

2007年,达斡尔情报组故事的收集整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事件的脉络、人员和活动方式清晰了。这段将要被淹没的达斡尔族抗战的历史终于要浮出水面。那时,乌恩奇非常兴奋地对我说:“达斡尔情报组的故事惊险、情节感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拍一个纪录片,让年轻人知道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多么不易啊!”。我接受了乌恩奇的建议,仔细阅读了他组织的材料,在读的过程中,我几次流泪,合书感叹。

最后,乌恩奇将收集的文稿交给我,并委托我撰写纪录片拍摄文案,并写成小说。

我立即向时任呼伦贝尔市委书记曹征海汇报,曹征海书记立即批示:“可以拍摄,与中央电视台合作,财政拨付80万元。”我带着签字文件交给乌恩奇,他好久没有言语。我突然发现,他默默地流着眼泪,我知道这是激动的眼泪,是对牺牲者怀念的眼泪。

之后,我和乌恩奇来到中央电视台社科频道,和他们商议拍摄事宜。央视社科部负责人对我们说:“题材很好,可是拍摄共产国际的纪录片需要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我们才能拍摄。”又经过了一年多的编辑,收集,整理,奔波,经逐级上报后,拍摄终于获得批准。

权威部门审查拍摄文案后说:“一、达斡尔情报组的抗日活动填补了国家情报史中少数民族参与的空白;二、三十几个人的达斡尔情报组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期间牺牲了4位共产国际情报人员,无一人变节投敌,出卖战友,在情报史上绝无仅有;三、同意拍摄。”

这一天晚上,乌恩奇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对我说:“先别睡,咱们聊一会儿。咱们多年的坚持努力,劳累奔波,还有你的熬夜写作,今天终于有结果了,也能向母亲、亲属和牺牲的亲人们有个交代了!”说完他当着我的面大声哭泣起来。我没有劝,让他哭吧,把这几年心情的焦急,旅途的奔波,申报获批的不易,统统地发泄出来,可以缓解压力和病痛。

2008年的7月11日,反映达斡尔情报组的3集纪录片《马背谍影》正式开机拍摄了,央视选派姚宇先生为本片的导演,并确定在央视第一频道播出。乌恩奇经过实地踏查,选定拍摄地点在额尔古纳市三河镇。

为了更好地还原当时开展情报工作的真实性,乌恩奇一直跟着拍摄剧组现场指导,处置情节。都是事业心极强的男人,在拍摄中,姚宇导演强调电视的艺术表现和播出后的收视率,乌恩奇为了保持故事的真实性。为了这些问题,他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我经常出面调解和化解他们的不同意见。现在想来,都成了趣事。

经过二十多天的日夜拍摄和数月的后期制作,半年后,3集纪录片《马背谍影》在央视CCTV-1频道“发现之旅”栏目正式播出。纪录片把发生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通过纪录片呈现在了观众面前,让我们通过电视画面,见到了那些久违了的英雄们事迹和形象。

后来,央视CCTV-9纪录片频道以《隐蔽战线》为题播出,主持人是这样开场解说的:“小小的东瀛岛国曾经完胜沙皇俄国,这给了日本陆军空前膨胀的理由,他们相信,这次他们将和盟友纳粹德国对苏联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彻底击败这个庞大的敌人。毛泽东曾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世界可能陷入几十年的黑暗时期。’幸运的是,它并没有真的发生。二十世纪战争史的幸运转折点源于一场鲜为人知的战争——诺门罕战争,而改变这场战争局势的是一群更加鲜为人知的神秘人物——达斡尔情报组。”

达斡尔情报组成员

达斡尔情报组有30多位成员,他们大都跟乌恩奇和我有着这样那样的亲属关系。乌恩奇是我表兄,他比我大一岁,我们各自母亲的姥爷是同一个人。我和乌恩奇多次请我们的大姨——熟悉当时情况的色吉德玛老人和我母亲讲述他们知道的故事,其他亲属也提供了一些人物故事,然后又经过两位老人补充完善整理,我们梳理出了一份较为详细的达斡尔情报组成员关系表。

乌恩奇在采访日记中写道:“日本军国主义梦想北上与德国法西斯一道围剿苏联,从而瓜分东北亚。呼伦贝尔南屯地区的达斡尔情报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苏联共产国际一手组建而成,他们先后选派多名草原学子分赴日本和苏蒙留学,这些归国的草原之子被不断地补充进情报组。达斡尔情报组的组建,目标指向海拉尔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后来为了诺门罕战争及苏联红军出兵解放东北而做情报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达斡尔情报组的情报工作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前后发展了20多年的达斡尔情报组通过渗透,窃取,收集等手段,得到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情报站和情报点如下:

1.伪满皇宫、伪兴安北省政府内部安插的情报点;

2.与蒙古接壤的诺门罕战场附近的新巴尔虎左右旗的情报点;

3.中苏边境西段陈巴尔虎旗观察边境地区日军动态的情报点;

4.伪索伦旗政府内的情报小组;

5.中苏边境东段的三河站的情报小组;

6.伪兴安北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少将以及司令部翻译官组成的情报小组;

7.另有与苏联交通员接头的3处情报据点:特尼河情报点、巴音嵯岗情报点、恭格布窝棚情报点。

他们建立的7条情报交通线:

1.苏联旧粗鲁海图至呼伦贝尔的特尼河;

2.苏联旧粗鲁海图至呼伦贝尔的巴音嵯岗;

3.苏联旧粗鲁海图至呼伦贝尔的巴彦托海;

4.苏联后贝加尔至海拉尔市;

5.蒙古国巴音图门至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庙;

6.蒙古国巴音图门至红花尔基;

7.海拉尔市至哈尔滨市城际交通线。当边境封锁严密时就把情报送到哈尔滨,再用电台传回苏联的迂回交通线。

达斡尔情报站成员有:奈勒尔图、哈斯巴特尔、郭文通、华林泰、宝迪扎布、额尔登泰、额尔很巴雅尔、阿尼、胡色文、鄂廷寻、德文彬、玛茹西、额尔敦毕力格、苏和巴特尔、恭格布、海瑞、色仁、晓云、葆定、额尔登格、色尔森太、阿拉坦仓。

正是通过乌恩奇这些详细清晰的记录,达斡尔情报组的历史真实地被还原出来。

达斡尔情报组的第一任组长是奈勒尔图。1924年,在苏联第三国际的领导下,奈勒尔图开始在呼伦贝尔组建的第一支情报队伍,稍后,蒙古人民共和国共产国际派哈斯巴特尔回到南屯组建了另一支情报组。至1932年,根据形势的需要,共产国际将两个情报组合并,由奈勒尔图出任组长,哈斯巴特尔任副组长。情报组的情报网几乎覆盖了整个呼伦贝尔。

奈勒尔图是达斡尔情报组的负责人,他于1924年与部分牧民兴办呼伦贝尔蒙旗合作社,该社的合法名义是与苏联和蒙古国开展边境贸易,其实是以此做掩护的秘密情报组织,重点搜集日伪军事动向和战略意图。

哈斯巴特尔在情报组合并后虽为副组长,可是他凡事亲力亲为,出生入死,收集情报。他先后两次被捕,1944年第二次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队杀害。

苏和巴特尔,1904年出生在南屯的一个贫困牧民家里,曾用名郭海涛,绰号苏王大。苏和巴特尔是我母亲的亲舅舅。他是清朝都统米常的后代,一等侍卫郭恒龄将军的孙子。色吉姨常常讲起苏和巴特尔年少和年轻时的故事。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地区,在1932年3月建立了“伪满洲国”,并严密封锁了边境,以后没有了苏和巴特尔的半点音讯。

直到1942年夏末,家人得知苏和巴特尔在特尼河的芦苇丛中,孤身一人同日军和伪满军战斗,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额勒登格,南屯人,姓敖。1928年,他的爷爷官寿带着孙子额尔登格去往蒙古国。那时,额尔登格只有7岁。长大后,他去了苏联学习。

1940年额尔登格接受蒙古共产国际派遣,回家探望父母时,被警察抓捕,关进了海拉尔的日伪监狱。额尔登格在残酷的严刑拷打之下宁死不屈,钢筋铁骨,牺牲时年仅19岁。

伪满兴安北省警备军八团团长郭文通大部分时间驻守在西部国境线巴尔虎草原一带,很多重要情报就由郭文通的交通站源源不断地传送到共产国际,转回到情报组。

哈达,曾短暂出任兴安北省额尔钦巴图省长秘书,后因“满洲里会议”中“哈达事件”而去职,他一直作为秘密情报员,搜集到很多珍贵的情报。

朋斯克,当时经常打扮成喇嘛模样,来往于恭格布窝棚据点传递情报。

玛茹西是年龄最小的情报员,额尔登毕力格的大女儿,13岁被选为情报员,凭着她的绝顶聪明和胆大心细以及过目不忘的本领,先后收集了一大批高密级、高质量的情报。1942年,玛茹西的舅舅哈斯巴特尔第一次被抓后,日军特务机关将玛茹西抓去,用尽种种酷刑。玛茹西咬紧牙关,只字未泄,但也因此受了严重的内伤,病魔伴随了她的一生。

哈斯巴特尔,早前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革命,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的一名炮兵团长。哈斯巴特尔夫妇于1925年由共产国际派回家乡海拉尔,以开办学校为掩护,组织情报网点。1932年,共产国际将奈、哈两个情报组织和与苏联情报机关单线联系的郭文通和晓云、色文夫妻密电小组等四个情报组合并为一个组,由奈勒尔图和哈斯巴特尔二人为组长,并配备了以秘密赴苏学习后留在苏联的额尔登毕力格(后被苏联政府授予“全国五百位战斗英雄”称号之一)和在苏联红军服役的苏和巴特尔、额尔登格三人作为交通员。他们在日军的眼皮下建立起庞大的情报网,网点遍布呼伦贝尔、阿尔山以及齐齐哈尔、哈尔滨等铁路沿线的主要战略目标和要害部位,并建立了多处秘密情报接头据点以及传递情报的交通线。

还有华林泰、额尔很巴雅尔等情报员,利用懂日语的优势打入了伪政府、警备司令部等要害部位。他们巧妙地与日寇周旋,日伪的各种战略战术情报通过马背交通线和无线电波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共产国际。

在敌伪军、警、特眼皮底下,架设电台令敌人大为恼火的女密电员晓云。

身为伪满洲国额尔古纳右旗旗长的额尔登泰。

……

达斡尔情报组早在1920年成立始至1945年结束,他们始终活跃在广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及其周边地区,从事着红色秘密情报工作。他们与日寇和伪满军队斗智斗勇,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由于情报工作的及时,准确,得力,苏联和蒙古国取得了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立体战争——诺门罕战争的胜利。在解放东北的战争中,他们的情报还帮助苏联红军给予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改变了当时世界战争的格局。

尤为让人感叹的是,从1924年组建到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呼伦贝尔,直至解放东北,呼伦贝尔达斡尔情报组先后有4名情报人员和交通员被捕,但他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没有一个人变节投敌,这在世界谍战史上极其少见,也更说明了达斡尔情报组成员的共产主义信念之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