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之子华赛·都嘎尔扎布

李墨田

发布者:李徽 来源:呼伦贝尔日报 浏览: 发布时间:2015-09-14 17:20:59

 

一滴水能闪烁太阳的光辉,一株树能播洒一方绿荫。在社会的每个群体中,都有各自的标志性人物,他可能是官员,可能是英模,可能是平民,也可能都是或都不是;但有个共同点,他既是公众的代表,又是群众的代言人,甚至是一方文化的象征。
在呼伦贝尔就有这样一位老人。为人,他谦恭温和,心地善良,受群众所爱戴;做事,他认真负责,公平正义,有良好的口碑;当官,他廉洁自律,淡泊名利,让民众所景仰;治学,他勤奋严谨,一生不辍,是学人的楷模。他就是新巴尔虎标志性人物——华赛·都嘎尔扎布。
华赛·都嘎尔扎布是著名学者,曾留学日本、蒙古,精通蒙、满、汉、日语言,出版多部专著;作为运用蒙古文转写出版《蒙古秘史》的先驱,为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极尽一生之所能;他经历过3个历史时期,在1947年呼伦贝尔实施地方自治期间,力主归从于共产党的领导,加入内蒙古自治区,为一方百姓带来福祉;他工作五十多年,担任呼伦贝尔盟副盟长、盟政协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委员等职,忠于职守,为政清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信仰坚定,历久弥新,几上几下,经受考验, 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又是国家级“健康老人”,一生平静淡泊,为人师表,逝世时享寿102岁高龄。
 
一 马背,筑起少年之志

都嘎尔扎布姓“花赛”,“花赛”是巴尔虎“浩力十一姓”之一,系浩力台之次子花赛的后裔。据史书记载,巴尔虎先民游牧于呼伦贝尔草原、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一带,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优秀的文化。1734年花赛氏族先祖与东迁的巴尔虎人一起回到故地呼伦贝尔,驻牧于新巴尔虎草原。
1911年都嘎尔扎布出生在新左旗好力宝苏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祖父花赛·登伯尔勒曾在清代当过传送公文的小吏。父亲花赛·达西懂满文和蒙古文,任过“外郎”笔帖式(秘书)。这是个多事之秋,大清朝在风雨飘摇中崩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建立民国,中国进入历史的转折期。尽管当时与这名刚刚面世的牧人之子无关,但世事的变迁为他的人生之旅埋下了伏笔。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这一年草原并不平静。一小股匪帮杀人越货,制造了“丁巳之乱”。为躲避匪祸,他随家人逃难。勒勒车轮一圈一圈运转,幼小的心一起一伏跳动,7岁的都嘎尔扎布就以这种方式度过“人之初”年的时光。
达西是慈爱的父亲,也是都嘎尔扎布启蒙导师。他告诫儿子:“与其要学拨弄权术,不如用困难磨练自己;与其用金银装饰自身,不如用知识充实自己。”这句有着那个时代特征的箴言,像一颗明亮的火种,点亮在都嘎尔扎布心中,永未熄灭。
“1917年我7岁,爸爸叫我端坐在他旁边,教我学习满文字母。父亲特别看重启蒙教育,开始学习都选择吉日,十分恭谨。没有纸和笔,他就弄块木板涂上掺合锅灰的油脂,待其渗透后再抹上白灰,做成类似于黑板样的东西,用竹笔练习写字(摘自《沧桑岁月》)。”
就这样,都嘎尔扎布以庄严的仪式走进马背式的课堂,颠颠荡荡,时断时续,长达二十多年。
1924年父亲逝世,“顶梁柱”塌了,但父亲留下的精神火种,却继续燃烧在他的心中,而且越烧越旺。
他真正开始正规化读书,是1927年进入阿木古郎哈沙图学校。学校毡包上首的“哈那”(蒙古包围圈的木架)上挂着“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位,供学生行三跪九叩大礼。老师要求非常严格,功课不好要挨戒板。但他不仅基础牢,学习好,当班长,还受聘于旗公署做些事情,挣点钱填补些学杂费用。那时他已被人们称为“有知识的人”了。
古柏礼说:“贪色的人如同埋在土里的枯骨,贪杯的人如同重症病人,而认真读书的人却像闪亮的珍珠。”
父亲的话是颗火种,而巴尔虎文武状元式的人物古柏礼这句警策哲言则像火炬,照耀他前行。生逢乱世,要么旁观沉沦做“枯骨”,要么积蓄力量做“珍珠”,这是那个时代人必定要选择的道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14到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找到了“人”,17世纪“启蒙运动”发掘出“人”的潜能,以此带动了欧洲的复兴。寻找一条复兴之路,孔教式的教育已不能满足都嘎尔扎布的热切追求。和19世纪初叶一群投身“救亡运动”和“文化救国”伟大事业的热血青年一样,他也怀揣着一个梦想,踏上远赴东瀛的求学路。
但等待他的是什么呢?
 
二 转写,“金书”走出殿堂
1936年都嘎尔扎布受旗公署公派留学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和他一起参加考试并被批准的还有一位叫达瓦的青年人。留学期间,他一边勤奋学习,海绵样吸纳知识,一边深深的思索,有如罗丹的雕塑《思想者》以手托腮那般执着。他想:日本为什么那么发达?中国为什么如此落后?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在《沧桑岁月》他写到:“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日本之所以这么强盛,是因为所有公民都有文化;我们之所以这么贫穷,是因不识字造成的。”于是,学习文化,传播文化,文化救国,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他有个逛书店看书的习惯,书店、书摊、书市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一天,他又徜徉于书海之时,偶尔在一本阿拉伯人写的书中看到这样的记叙:“蒙古族源于苍狼和白鹿。”他震怒了,认为这是诋毁、凌辱蒙古人,这对于一名血性青年来说,显然无法接受。他找到早稻田大学教授服部四郎要讨个说法。这位后来为他订正《蒙古秘史》的学者说:“这是传说和神话故事。任何民族都有这样的传说。”一个误会性的识见,使他萌生了对民族历史的追索之情。他在旧书市买到这部令他好奇的史书,他要用蒙古文字转译,让更多的蒙古族人拜读,了解本民族的历史。
《蒙古秘史》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世袭谱册,在当时称作“金册”,也被奉为“金书”,在元代被珍藏于皇宫之中,由皇帝代代相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纪念《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时公告称:“独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学传统及天才的语言,使它不仅成为蒙古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
都嘎尔扎布一生精通蒙、满、汉、日文,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但当时的他汉文刚刚入门,而这部“金书”的文字恰恰是汉语文言文,为了做到准确严谨转写,他只得邀请服部四郎担当此书的订正工作,精通汉文的服部四郎被他这种治学精神所打动,承担下来。翻译转写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留学期限到了,他接到了回国通知,但他拒绝了,旗公署因此停发他的学费。他只得另辟蹊径,考取了研究生,又教授蒙文挣点学资,一往无前继续他的事业。就这样呕心沥血一年多,终成正果,他完成了《蒙古秘史》十二部其中的第一部的转写,于昭和十四年,即1939年由“文求堂”出版社付梓出版。1941年4月他再次接到回国通知,只得带上印刷好的书籍和原稿回国。
回国后他对世界、对国家、对民族都有新的认识,萌生了“文化救国”思想,决心致力于民族的启蒙事业。
但事情并未完结,回国后更大的灾难等着他,从日本带回的手稿,在混乱中的1945年全部丢失,这无异于晴天霹雳,那可是他满腔的热血和报国的志向的结晶。到后来虽有朋友带来原始手稿,但时过境迁,直到离休后的1984年,才得以完成。蒙古文《蒙古秘史》的再度出版,都嘎尔扎布成为先行者之一。
蒙古史学家孟松林先生回忆道:那年我们赴日本考察,在大学图书馆看到他的手稿《蒙古秘史》,非常激动,也非常亲切,早已泛黄的手稿,字里行间仿佛流淌着老人的心血。
一部民族史诗、一枚中华瑰宝、一朵世界奇葩,通过转写走下至高无上的殿堂,让更多的蒙古族百姓了解这段历史。对于个人来说工程浩大,难上加难,可谓“难于上青天”,要不是有着马背锻造的特有的坚韧性格,蒙文版的《蒙古秘史》将何时面世?就不得而知了。
 
三 辨析,开启纪元之门
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就是思想活跃之时。在一系列的辩论、讨论会中,出现重量级人物,左右事物的走向。尤之于启蒙运动的众多辩论会、讨论会一样,1947年呼伦贝尔就以这种方式,统一大家的意志,高举起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踏进了新世纪之门。
1945年“8·15”光复,日本殖民者被赶走,满洲国政府解体,呼伦贝尔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时一些有识之士于当年10月1日自发组成地方自治政府,主席是额尔钦巴图。呼伦贝尔地方政府是经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的,时间是1946年10月29日。当时虽然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名义上也受党领导,但并未掌握实权。
呼伦贝尔向哪里去?继续自治还是投奔共产党的领导,或是另有他求;是归属于中国内蒙古,还是重新选择,这些重大问题,摆在大家面前。
1947年10月的一天,就呼伦贝尔向哪里去问题,临时政府6名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为了防备造成外部影响,在一个官员家里举行。这可称为“6人会议”。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多个目标。听了大家的意见,时任临时政府财政科科长的都嘎尔扎布发言,他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用大量事实说服大家,最后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共产党现在是世界上最正确的党,呼伦贝尔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道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摘自《沧桑岁月》)。”最后经过热烈讨论,大家统一了意见,达成了共识。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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